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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歌苓:讀書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

文章來源: 發布時間:2019年10月01日 點擊數:171 字號:

我關於閱讀與寫作的記憶

  我出生在一個書香家庭,父親雖是作家,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學理念影響我。在我的生活學習中,父親就是一個很客觀的教師,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學伴侶,最好的交流文學的朋友。父親常與我溝通他最近讀的好書,也會建議我去讀。

 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,我都要拿出一小時與父親喝咖啡,然後談一談我最近寫的文字,他看完以後會提很多建議。在成長的過程中,有這麼一個可以談心的人陪伴,我覺得很幸運,我為有這樣的父親感到榮幸。

  父親開始並不看好我寫小說,對於我走上寫作的道路,他完全感到意外,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可以成為一個小說家。小時候,我是一個愛唱愛跳的小姑娘,經常進入屬於小孩子自己的劇團組織去跳舞,自己的夢想就是站在舞台上。加上母親是話劇演員,在別人看來,我似乎理所當然地會沿著母親那條路走下去。

  12歲那年,我到了部隊歌舞團,那時父親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,他認為我會走上舞蹈的道路。實際上,我到了20歲卻忽然會寫作了。對此,我的父親非常意外,也非常驚喜。但是,這時他並不覺得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。

  在兒時的記憶中,家裏有大堆的書,都是父親從我爺爺那兒繼承過來的,很多線裝書,諸如《水滸》《西廂記》等,我沒有讀過,而像《唐璜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類的書,我則很小就愛讀。這些書陪伴我走過了少年時代。

  我最推崇的一本書是《紅樓夢》,這本書也是父親一直推崇的。我居住的院子裏,有孩子很早就開始讀《紅樓夢》。當時因為很好奇,我就開始探聽、去讀,那時當然都是生吞活剝似的讀,所以也將《紅樓夢》讀得似懂非懂。

  那時看書都是憑自己的興趣挑選內容看。比如那時我看《戰爭與和平》,關於打仗的內容都不看,光看談戀愛的。讀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過去,關於農村描寫的那段都跳過去。“文革”開始後,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被打亂,幸好家裏有那麼多書,反正自己歲數很小,我就開始拚命地看書,隨便愛看什麼就看什麼,就這樣,打下了一個亂七八糟的文學基礎。對於寫作,我的幸運就在於,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與我的興趣是吻合的。

  記得大概20歲時,我寫的童話詩《量角器與撲克牌的對話》發表在了《解放軍報》。我很興奮地跟正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改編劇本的父親“彙報”此事:“爸爸您快看,我的作品發表了。”父親當時特別高興。他說:“真的,這才是我女兒。”

  他覺得自己的女兒當然能幹出這樣“驚天動地”的事——那時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。然後父親就拿來一看,看完以後他又給我打了個電話,說:“你以後還是寫點大白話吧。”我聽出來這是批評的意思,他可能並不認可我寫這樣的文字。這就是我跟父親關於寫作最開始的交流。

  後來我越來越認真地寫了,父親也跟我說:“你寫作先天不足,因為沒讀過什麼書,‘文革’時耽誤了不少,基礎很差。所以,你要非常用功,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。”

  “用功”這個詞就這樣刻進我的腦海裏。我覺得自己是隻笨鳥,如果不每天五點鍾“出林子”就沒得吃。我一直到現在都很恐慌,每天都認認真真地在家裏耕耘。然而,對我寫作影響最大的卻是共和國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。

  1979年,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,成都軍區有很多部隊要參戰,需要隨軍記者進行報道,而短時間內又派不出那麼多記者來。當時,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選擇間徘徊。因為大家已經發現我很有文學創作的天分,領導就送我到舞蹈學院去學編舞,那我就要寫舞蹈大綱,這時部隊發現我還可以寫。

  就在這個時候,我說我要上前線去鍛煉。由於剛剛打仗的時候很亂,初為記者的我隻能去野戰醫院采訪傷員。第一批采訪作品發表後,我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吃寫作這碗飯的,從此以後,我就在軍區報紙上發表一點東西。那時我就不跳舞了,我跳舞的條件很不好。我覺得藝術是關乎登峰造極的事情,如果一個人隻能平平地跳兩下,這不是自己想達到的一種境界,所以我就放棄了跳舞。

  當時在前線,大多數受傷的戰士跟我的歲數差不多,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與死,看到他們正值青春年華卻在刹那之間就變成了殘疾人。當采訪每個負傷的戰士談及他們的家鄉和父母時,每個人都好像有一個故事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寫這些人的故事。而這些人的故事,一直到現在還影響著我。在這種情況下,我更覺得做一個跳舞的人,僅靠自己的肢體表達東西,這種表達方式太有限了。

 

  豐富的人生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

  這麼多年的經曆,使我感到僅僅讀萬卷書是不夠的,行萬裏路對人的一生影響更大些。其實很多大家,像沈從文,像高爾基,受到的正規教育非常少。沈從文讀了五年私塾,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學,但他們的小說都寫得非常鮮活,這是因為他們很早就接觸了複雜的社會,看到了人性。

  我在年輕時就進了軍隊文工團,這裏有各種各樣的人,他們來自各種家庭,有農村的、有城市的、有高幹家庭的,有普通家庭的。他們中有男有女,有的年紀很大,有的年紀很小。這比一個連隊要好很多,連隊是清一色的農村兵,而且都是男性。

  在這樣一個集體裏麵,我接觸了很多人。然後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個地方去演出,見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,諸如羌族文化、彝族文化、藏族文化等。這些經曆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。隨後我又到了美國,在那裏讀書、打工,這些經曆讓我的人生每天都有變數,每天都有很多遭遇,這種遭遇就變成了自己想寫的東西。

  你可能不會想到,我在三十歲開始學英文,隻學了一年零七個月,英語就考過了托福的研究生線,當時托福的研究生線是五百五十分,我是五百七十七分。那個時候我連考三場,第一場才五百三十多分,但在兩個星期之內考了三場,就積累了很多考試經驗。當時我胳膊上寫的是單詞,端盤子時看的是單詞,一天隻睡四五個小時。這段考試經曆告訴我,成功隻有一條路可走,那就是勤奮。

  後來我到美國入校讀書,這段時光彌補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——那是我少年時代囫圇吞棗式亂讀書造成的。學校裏的讀書方式是非常係統的。書要用英文很係統地讀一遍,《紅樓夢》也是用英文加讀過一遍的。這是很有意義的經曆。

  在校時,因為選課超過三門外的不需額外交學費,所以我選了五門課程。五門是最大的限度,加之我獲得當年的全額獎學金,那就意味著這五門課都不需要我付費。我很貪的,五門課程一起讀了下來。實際上,這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——這是段苦中嚐甜的經曆。記得上完畢業前的最後一堂課時,我對自己說,世界上再沒有比那段時間更苦的日子了,真的是太苦了。

  當我回想起自己這麼多年讀書的經曆,感慨良多。一個人把書讀進去,讓書伴隨自己成長,此時再審視世界,觀照自己,所獲得的世界觀、人生觀完全不同的。這和“一分鍾學問家”是完全不同的。

  我寫作和讀書這兩件事情,在別人看來是沒有用途的。有時在創作過程中,我自己也會想:這能發表嗎?像《陸犯焉識》這樣的小說寫出來以後,會有人感興趣嗎?

  這樣的問題其實想來也徒勞。如果寫別人都想看的,那麼恐怕我寫不出來。別人想看也好,不想看也罷,但我要完成自己心靈上的一個功課——這個故事、這個人物,我感興趣,就要將其從內心呈現出來。當然,很可能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和自己的為人處世、快樂、幸福感都不一樣。和看書一樣,可能眼下得不到回報,回報也許在很多年以後,那麼這個事你還做嗎?

  我們這一代人的少年時代物質非常貧乏,但每個人的經曆很豐饒,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現在回頭看,除了悲涼、荒誕,還有很多那時未被理解的深意。

  我們小時候喜歡下雨天去買菜,七八歲的孩子穿著拖鞋冒雨到街上,不為別的,就為下雨時別人的鋼鏰掉在地上的聲音被雨聲遮蔽,便於我們去撿。這種經曆現在的孩子幾乎沒有。我們就是這樣成長著,有很多小故事。這些故事不寫,是非常可惜的,是現代年輕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。或許,這些雞毛蒜皮的經曆,在某種意義上也有著獨特的價值。

  在我個人看來,閱讀和寫作不可分割。在我的寫作生涯中,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與我自己不同的。比如像我的小說《第九個寡婦》中王葡萄這樣的農村婦女,《小姨多鶴》裏麵的多鶴,還有工人的妻子,都跟我個人的經曆不同。但是,我覺得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,包括裏麵的男人,甚至比較負麵的人物,實際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。作家如果不能夠找到他和筆下人物相通的地方,哪怕他寫與他很相似的人也寫不好,那麼就一定要站在這個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。

  中國近代作家中,我很喜歡張愛玲,但是與她的經曆不一樣。張愛玲隻會有一個。張愛玲之所以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,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,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。我寫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。

  我前半生戎馬中國,後半生旅居海外,走過西藏,在隴西高原上觀望。特別是少年到青年時代,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,那是我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。那段時光影響著我此後的每一部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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